读好的文章能启迪人的思想。今天读郑维老师的《不单单是税制之争》，忽然就想到了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才是人类历史上税收最高的。  

郑维老师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历史上税收最高的应该是秦帝国，田赋达到了收益的三分之二。

依据我对经济史的了解，除了秦帝国，古今中外的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更高的了。

除了秦帝国，还有一个典型是元代也税赋偏高，这多半因为民族压迫的缘故吧。

此外的朝代，田赋的水平大致在收益的10%-15%左右，工商税赋也大致是利润的10%-15%左右。  

秦帝国税赋高得离谱，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法家专制的本质就是“民有好恶，故可治也”。既是“治民”思想，自然不会考虑百姓的死活。

其二，秦帝国的集权专制决定了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高税赋来养活。

其三，专制压迫以及对外的扩张和征伐，需要养活庞大的军队来对内维持稳定，对外穷兵黩武。

当然还有第四，秦帝国好大喜功，无论是穷奢极欲的阿房宫、始皇陵、秦直道还是万里长城这样的浩大工程，亦或是封禅泰山这样的空前盛典，这无疑都需要花太多的银子。 

我进一步在想，秦帝国的税赋虽然高得离谱，但到底算不算是人类历史上高税赋之最呢？我看未必。

要计算到底谁的税赋最高，或者说历史上什么样的制度下税赋最高，我们得先把税赋的方式和路径分析透彻。

迄今为止，人类税赋的方式和路径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两大类共四种：  第一类是以税费名义征收的税赋。

不管是流转税、所得税还是别的任何税，包括各种杂费，只要是以税费收名义征收的，先统统都归于此类。

第二类是不以税费名义征收的税赋，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税税赋。非税税赋大致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是在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前提下，通过通胀来变相收取的“铸币税”。  

第二种是通过垄断资源来直接收取资源税。

这一点是很隐性的。比如垄断土地和一切自然和社会资源，然后出售资源，这比任何税收来得更直接，也更暴利。

第三种是通过垄断要素，直接分享要素收入。

经济学讲要素分配，如果能够垄断土地、资本、劳动这三大要素，那么一切要素收入就都是税收，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一切收益全都成了税收。  

第一类是税制问题，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的税制不同，税率各异，但总体上都属于有经营才收税，或者有利润才收税。  

第二类与经营无关，是属于人头税，不管你经营与否，只要生存就得纳税。这一类的三种税收分别对应三种社会制度。

第一种对应货币发行权属于政府的社会制度，第二种和第三种对应政府垄断资源和要素的社会制度。

换个说法意思一样，第一种对应非完全市场经济体，第二种和第三种对应非市场经济体。  

当然，第二种和第三种有交叉，因为资源本质上就是要素。只不过资源作为要素参与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有不同，第二种是直接变现资源，第三种是将资源作为要素投入生产，然后参与利润分配。

垄断资源可以是垄断一切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都垄断且都直接出售变现，这是一种极端情况。

也可以是部分垄断，比如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体，这一部分就不太好垄断变现，真垄断了，个体的劳动积极性就会丧失。

垄断要素也可以是垄断一切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也是一种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有没有？有。计划经济就是垄断一切资源和一切要素，包括劳动力。  

按经济学要素分配理论，垄断一切资源或者要素，其实质就是垄断了一切收益。说白了，就是税率达到了100%。

计划体制下也有工资，这是劳动要素的收入不错，但不属于要素分配，而是政府在收取了100%的税收之后的一种再分配。

因为计划体制下工资是税收之后的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是直接的劳动要素的市场分配。  

如果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把一部分要素解放了，比如先解放劳动要素，让劳动者有劳动的自由，那么劳动要素就算是直接参与要素分配了。  

我曾经讲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质就是解放了劳动要素，另外的土地和资本这两大要素迄今并没有真正解放。

只解放一个劳动要素就创造了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改革的魅力。

所以我才敢大胆地说，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需要进一步解放要素就行了。这恐怕也是政府一再讲“政策红利”这一并非经济学范畴的经济概念的道理所在吧。

郑维老师在文中讲：“政府的税收基本上可以想象成政府这个大机器，从消费、投资这两个血管里头抽血，然后灌到政府投资和开支里头的过程。但是政府本身是有损耗的，因此政府高明与否的一个指标，就是政府机器的效率。”

“抽了一升血，能找到经济成长的关键点，把血输回去90%的，是前瞻型的牛逼政府，这个不常有；

抽了三升血，没找到经济成长关键投资点，但能踏踏实实把大部分的血都输去搞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是不错的民粹型政府；

抽了一大半血，各路官僚各种分润，最后留点渣给民众的，是腐朽的清政府；

把血抽干，当权者自己都喝掉了，还往外排粪的，是……北韩。”  

这段话很精彩，但不是经济学的表达方式。我写此文，就算是用经济学理论给郑维老师做一个翻译吧。

当然，关于要素分配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本质，我早就讲过多次的。我平时讲得最多的是经济学常识，少有自己的创见。

这里讲的道理，虽然也是常识，但完全可以算是我个人的创见，因为迄今并没有人从税赋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本质问题。不知道能否做一下美梦，藉此分享一次经济学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