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在第二帝国末期的成熟

我一贯的认为，在讨论经济史范畴上，不要把宋朝代入，否则会出现一些现有知识无法解决的尴尬。

宋代是“第二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业文明相对成熟后，寄生其间的商业便会从经济形态跃迁为经济文明；商业文明会出现，但不一定会存在（或存在较长历史时期），随后工业社会便会通过正常的社会历史变革发生。在某些国家里，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同时成熟，也可以独立的萌发出工业文明。

商业社会被称为“前近代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下，近代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已经基本齐备，万事俱备的下一句是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就指的是社会发展的推手——一位明主、一个机遇、一场革命、一次变革，或者干脆被殖民后被动进步。

宋朝的建立，是继承了唐末分裂的形势，但其统治者却在某些方面异乎寻常的开明，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杯酒释兵权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是剥离了兵权和行政权力，割裂了古代社会中动乱赖以生存的土壤；在经济史上的意义则是北宋立国不抑兼并，不仅如此反而用政策、或者说国策的手段去培养地主，去鼓励兼并。鼓励兼并的国策在有宋一代促使土地商品化趋势日渐，从而在一轮一轮的流转中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市民阶层是土地流转中的两端出现的新势力。土地流转的顶端是受益者，他们进入城市，从事大规模的工商业和脱产行业；土地流转的低端是失利者，他们涌入城市，从事小规模的商业手工业。商品化的形成还促使货币的信用转型在宋代初步完成。

宋代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的第一批资本主义萌芽。宋代社会还出现了与前近代社会面貌一致的其他特征，例如政治开放、市民阶层话语权扩大、军队国家化、公权力运作经济化等。

蛮族入侵、汉人国家重建和再入侵

在历史上，前近代化进程的第一个后果是国家的孱弱。

这个过程在西葡、荷兰、英法、美国等前近代化国家都存在过，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甚至因此遭至亡国，德日两国未出现或极短暂时间出现此过程是因为其前近代化进程极短或跳过了此进程直接进程工业化。宋朝的商品经济繁荣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程度后，蒙古人的入侵中止了这一切。有人说“崖山之后”，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此断绝。我说此言有瑕疵，断绝的并非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

蒙古人统治时期，亚欧大陆东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同一强权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在沉寂近三个世纪后重新开放。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柄货真价实的双刃剑。首先，商路重开和多重文明的交融为社会进步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但同时，蒙古入侵时对生产力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丝绸之路联通的仍旧是古文明区这一现实，导致了文明转化的内生动力不足。

14世纪中期，亚欧大陆两端的汉人和突厥人分别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起了属于本民族的国家——中华第三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汉人国家重建后，基于残破的生产力现状，只好重新强调起农桑本要，让民众从城市的脱产行业离开，回到农村去重新给农业社会打基础。但是，经过了宋元时期开放的社会洗礼之后，民众在思想上更愿意从事脱产行业，经商、贸易等。于是明朝在前期便制定了海禁的国策，禁绝民众的胡思乱想。

毕竟有前面打下的老底，这一次明朝只用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便在蒙古入侵时破坏程度较低的传统农业中心，即东南沿海地区，把社会生产力恢复到了与前一个时期基本持平（略低、且并不平衡）的水平。生产力恢复了，农业社会中的商业因素又一次抬头，准备再次向前近代社会迈步前进了。

明代中央集权强化到了另一个高度，但是越到后期公权力运作经济化的趋势就越显著，而且这一次的生产力水平进步还向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的方向投射，文官群体形成、带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出现、内阁制度成熟等，这诸多迹象表明，资本主义萌芽再一次萌发，假以时日便有可能让农业文明重新回到前近代社会的门槛中去。

然后，十七世纪中期满洲人的入侵再一次中止了这个进程。中国重新沦为北方民族的统治地，历史的惊人相似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令中国、乃至旧世界其他文明都始料未及！

清代的统治：谨慎经营

满洲人是半农耕的渔猎民族，他们对生产力破坏的程度低于游牧的蒙古人，同时征服欲望上亦远不及蒙古人。满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满清帝国之后，迅速从半农耕变为定居状态，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批贵族、统治者，他们没有征服欲，没有主动开疆拓土的计划，只是在中国进行自己谨慎的经营。

经营的同时，因为人口数量少、文化程度底等原因，他们又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惧怕作为被统治者的汉族反抗。如何压制人口远多于自己的被统治者呢？满洲贵族们想到了一些极为原始却很直接亦很有效的方法。

首先是军事征服。发生在17世界后半期的入关-统一战争中，满洲人将自己的部队投放到了全国各地，并在除云贵地区外的各大城市、要塞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首都，满洲人驱走了京师内城的民众用以安置八旗子弟；在其他地方，例如（第三帝国旧都）江宁、（长江中游）荆州、（岭南口岸）广州、（长江上游）成都、（第二帝国旧都）长安、（第二帝国旧都）开封、（军事要地）青州、（军事要地）乍浦、（前线）福州等地，满洲人则营筑了新的军事堡垒——满城——作为据点。藉此得以实现军事征服的目的。

然后是文化控制。这一点无需多言。

再一个是政治专制，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巅峰。我曾和友人讨论此事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清后再接续一个封建王朝的话，其是否还能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上新的高度。友人半开玩笑的回答说，如果中国的皇帝学会了用脑电波传输自己的思想到臣子们的脑中的话，能。明朝通过废除丞相，使得皇权和国权合二为一，从此之后中华帝国的皇帝兼任中华帝国政府的首脑，家国之间不再隔离。但其在施政方式和政务流程上仍旧沿用了前两个帝国时的一套旧制度，即臣下提议、君上定夺。清朝时虽有内阁但弃而不用，转由满洲贵族的军事民主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处理国事；雍正以后成立军机处，皇帝不再通过正常渠道听取臣下的建议，而是将军机处人员当做自己的留声机，跪奏笔录皇帝的意志而已。

最后是经济压制。满洲贵族们天真地认为，使被统治阶级处于经济上的落后、或者不先进地位，能够有效的安抚民众，进而完成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为此，在入关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就下令旗人跑马圈地，试图以此来实现满洲人、或者说在旗人经济地位的上声。这个政策推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因为满人太少、汉人过多，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原因。

在利用圈地来使满洲人成为地主的同时，清初还向汉人征收九厘银。九厘银的前身是明末的临时税种“三饷”，分别是用于对东北地区女真人军事行动的辽饷、用于对西北地区农民起义军镇压的剿饷和用于训练部队的练饷。清入关之后曾下诏蠲免但从未认真执行，仍沿征未改，特别是辽饷中的九厘银，不久即被编入清代的税法《赋役全书》，作为田赋的正额予以征收。

永不加赋：内卷化导致近代前夜的止步不前

在战争年代结束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又很快得到了恢复，江浙一带的农业文明再一次站在了前近代社会通往近代社会的门槛上，等待着一个推手、等待着一次动力，等待着最终能够向前一步。

然而就在此时，在这个近代前夜的关键时刻，农业文明内部的内生驱动力却在长期徘徊中被脱剥殆尽了。内卷化好巧不巧在此发生了。

经前文论述可知，农业文明发展到极致之后，量变达到了顶点，此时除非发生质变，推动或听任社会形态进步才能获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清中前期开始，清政府对于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态度是这样的：一方面不能够推动社会形态的进步，因为其作为文明程度落后的半农耕民族，此时正在完成向封建化的转变，换言之其代表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听任社会形态的进步，因为其因为其本身作为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敢在经济方面使得被统治的汉人高于自己，以免在兵力不足、文化高度不够的情况下无力维系自己对于庞大帝国的统治。

康熙皇帝在位末期开启了税赋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使得人头税从一种实际征收的税种变成了理论征收的税种，即不按照实有人数（丁口）来征收，而是按照一个固定的基数来征收。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在“永不加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从而彻底完成了这次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税赋改革。“永不加赋”政策对于当时实有人口数业已非常巨大的中国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得到执行和彻底落实，因其在政策上能够落实“滋生”的丁口，却无法落实亡故的丁口。当时有采用一家少三四丁却只增一丁时用亲戚家丁口补足的办法，因为人口基数过大，所以在短期内便出现了生人不加税、死人不减税的问题。雍正帝下令将丁口数摊进地亩数，征收土地税而废除人头税。

为何政策至此呢？因为清政府对于解决统治危机，尤其是经济问题的办法，一向是简单、直接而又有（粗）效（暴）的。清政府认为，经济总量得不到发展的根源在于人口不够，如何有效的刺激人口呢？用引进新大陆粮食作物等办法显然周期过长且未必能够奏效，于是便采用了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废除人头税，用以强行刺激人口增长。

这种办法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人口持续而有效的增长（有效是指豪强不再瞒报漏报本家的佃户），随之而来的则是本节开头提到的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用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踏步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其在当时中国的表现形式就是将剩余劳动力强固在土地上进行重复密集劳动，用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的方式，来完成“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种依靠强行刺激人口带来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为垂死的老大帝国注入了一针强效兴奋剂，在给封建社会末世带来一个短暂稳定的回光返照期后，在近代化的前夜将中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